最近有一份英國某大學的研究報告說，所謂的童年美好回憶有一部分可能是假的，純粹是自己杜撰出來，根本是一段虛構的情節。這份報導同時以美國西岸某大學研究發表的「假的記憶」說法互相印證，歸結人類的記憶實在不可靠，尤其是美好的記憶版本。
有人會同意：問題不在記憶能力本身，而是由於一般人對遭遇的人物和事件情節有選擇性記憶的傾向。這樣的說法顯然又過度肯定人類操作記憶的自主性和掌握度，能夠針對人物對象或事件發展選擇觀察的角度和偏好的情節，並將這一切經歷加以組織連結，完整鎖入記憶。我同意選擇性的存在，更進一步認為在這一道選擇記憶的動作之前，大多數的人已經受限於其接受刺激和訊息的薄弱能力 (重則麻木不仁)，這個局限有人天生已然，還有人乃習慣中積漸而成，不論先天與後天，總之，他們的腦袋記不得那許多，也無所謂記不記得什麼。還有一種少數精神特異或身體缺憾的人，他們選擇不記憶，你沒道理問他要一個故事，不管真的假的。更重要的是，對大多數人而言，個人的幸福與快樂必須以畢生心血爭取，是終身戮力以赴的大業，人還有多少餘力「換另一個角度」看這個世界？又有多少心情聽明白人間故事的真相？即便是自身已經過去的歲月，有誰需要記得千真萬確？浮光掠影、鏡花水月，大嘆之餘，杜撰記憶、虛構情節，也不過是浮生螻蟻的一場夢囈，誰說不宜？
歷史是最大多數人的共同記憶，也是人類引以自豪的人文精神事業。不論近代西方堅持的「如實直書」的史法，或中國自始標榜的「秉筆直書」的史格，都不約而同強調歷史記錄的客觀和真實。但是西方現代的歷史學家已經沒有多少人相信可以重構歷史事實的全部，直指那是一個「高貴的夢」。而就在西元前607年的中國春秋時代，晉國太史董狐秉筆直書曰：「趙盾弒其君。」弒君的罪名何等之重，何況趙盾雖極不滿昏惡的晉靈公，但實實並未手刃其君。虧有左氏春秋把這椿弒君公案的來龍去脈補充說一分明，孔子並為此論道：「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所謂良史的春秋筆法，寃人之處卻是難免，如果各種角度、立場，難以俱到，而史料、文獻又不能周全，那麼，真相和事實談何容易！有一位年輕的科學家不無感慨地說，愛因斯坦(也許我對這個人名的記憶有誤) 認為不完全的真實還算不得是最後的真實，面對眼前存在的科學不敢大言真理，而回顧人類遙遠的過去，如何肯定千真萬確？
文建會為了建國百年慶，找人拍攝國父的紀錄片。舉世認識孫中山的人多達可以億數，研究孫逸仙的專家也不少，有人感念其創建民國，對他的革命事業多所著墨，有人佩服其三民主義的建國理論，於是從他的思想和眼光入手，當然有人強調孫中山「是人不是神」，細細探究他的情感世界。如今針對所謂的「紀錄片」拍攝出現了史實之爭。爭執的雙方，有一位是政治思想家，另一位是個作家，希望他們看到同一個孫中山並不容易，何況有了拍片的動作，又加入一個電影導演大談藝術創作的「無中生有」論，我們可以預見孫先生鐵定製造另一波熱門話題。長久以來，很多的小說、電影、戲劇，一旦註明「真人實事」改編，就隱隱透著一股震撼的力道，是因為真實本身比創造的天方夜譚更容易激動人心？或是眾人皆知：真相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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