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介 寒 士 能 懷 千 古

在『高士傳』上卷，介紹顏回「貧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於是孔子問他：「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當然，他有薄田可以給饘粥，為絲麻，宮商之音可以自娛，夫子之道可以自樂，故「何仕焉？」有關顏回，所謂「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是一介道地古之寒士，當顏回死的時候，至聖仲尼哭之慟，大嘆：「噫！天喪予！天喪予！」這位寒士心中不只安貧之志，他在道德上的自我期許以及心性中的卓然傲氣使他抗懷千古。在『論語』雍也篇中，孔子要弟子「盍各言爾志」時，顏回的志向乃是「願無伐善，無施勞。」同樣雍也篇中，魯哀公問孔子，弟子孰為好學，孔子讚美顏回「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要具備多大的自謙、自抑啊！不遷怒、不貳過，又是如何堅強的自制和自省。當孔夫子提示行仁的細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時，顏回決意躬身實踐。道德是人生最艱難的事業，也是歷史上最不容易被發現的偉大，也許誠如太史公司馬遷在『伯夷列傳』文末有感而發：「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顏回的早夭是孔門的缺憾，但因仲尼而名彰千古卻是顏回的大幸。

『史記』作者司馬遷是另一個胸懷千秋之志，終成萬世之業的寒士。不同於顏回簞瓢屢空的貧寒，司馬遷遭遇的是一種身陷縲紲之辱，而心懷黃連之苦的孤寂寒愴。在「報任安書」一文中，他自述為了打抱不平，為有國士之風的李陵推言其深踐戎馬之地的戰功，不意觸犯主上，被判腐刑。當時，依漢朝律法，可以用金錢贖罪免刑，可是司馬遷「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遭「最下腐刑」的司馬遷從此「腸一日而九?，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這種寒涼心酸如何為人所解？司馬遷又何以願意蒙此屈辱，受這般折磨？太史公司馬遷自言：「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於是發憤著作，「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完成一部「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的五十二萬六千多字的史書，期以「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這正呼應『論語』衛靈公篇中，孔子所嘆「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之意。寒士也罷，君子也罷，一旦眼光跨越當世，關注超脫己身，那麼，以有限之生博千古之名，以區區一己影響芸芸眾生，是君子所欲，而寒士胸懷千古的心志所向。

再舉杜甫為例。後世稱譽杜甫為「詩聖」，乃因其大量的詩作中所呈現的人間悲憫、社會關懷、以及現實反映，他的大部分作品足以視為盛唐末期安史之亂的第一手苦難記錄。事實上杜甫本身的後半輩子二十多年裡，窮困、屈辱、飢餓、凍餒、疾病、逃難、死亡幾乎糾纏不已，當飢餓逼他乞食，詩人「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是如此辛酸和屈辱；他的貧病交迫又是如此慘酷，哀哀吟出「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飢臥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懸百結；君不見空牆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杜甫的困境豈止一個貧字？是徹底而無情的「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而如果他一心只想從個人或自家的飢寒之中脫困，一意只求此生溫飽順遂，那麼，當他來到流亡朝廷所在的鳳翔，「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之後，得了一個左拾遺的官，他不該輕易拿他的官職為一個罷相上疏，因此違逆君意，被貶了官也就罷了，他更不該棄官而去，堅持不肯「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於是馬上又陷入苦寒境地。杜甫自責既不能解蒼生於倒懸，他寧願與野老田父同苦共難，在苦難中，借著一管詩筆，至死不曾停止他以詩寫史，以詩為鑑的千古事業，成就中國一脈偉大的詩學傳統。

古今多少寒士？自是不可計數，有的幸遇伯樂，得以建功立業，自然告別苦寒歲月；有的能識時務，蜿蜒得其所哉，從此脫離貧寒命運；更多的是終身寒酸，一生不了了之。這些少數能在歷史上留名千古者，必有其不凡之處，首先在於其身雖寒，其心傲然，不以一身的溫飽為意，不以一生的名利為志，如顏回之向道，心無旁騖，雖早年而夭，終成就「復聖」之德。或如司馬遷投身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歷史大業，正是一顆抗懷千古之心支撐他「就極刑而無慍色」，苦心孤詣，成其不朽之名。至於杜甫一針一血地走過半生的「吾道艱難」，忘卻一己的苦楚，超越一時的困境，終以「詩聖」定位千古。